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后，慈禧派曾国藩参与调查。曾国藩态度微妙，敷衍了事，有官员密报慈禧：“要是再查下去，大清就完了。”
要读懂刺马案的前因后果，首先要明白马新贻的“特殊使命”。
马新贻出身科举进士，为官精明干练，从未依附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，是慈禧太后精心挑选、重点提拔的亲信。
当时，太平天国运动刚被镇压，曾国藩的湘军攻克江宁（今南京）后，势力迅速壮大，掌控着两江地区的财税、人事等核心权力，把两江打造成了湘军的“独立王国”。
慈禧太后对此忧心忡忡，担心湘军势力过于庞大，最终尾大不掉，威胁到清廷的统治，于是将曾国藩调离两江，任命马新贻为新任两江总督。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常规的官员调任，实则慈禧暗中赋予马新贻两大重任：一是逐步削弱湘军的兵权，整顿地方武装；二是秘密追查太平天国“圣库”的下落，传闻这笔洪秀全积累了十余年的巨额宝藏，在湘军破城后被将领们私分，慈禧一心想追回这笔财富，填补国库的空虚。
马新贻深知自己此行凶多吉少，赴任前就特意跟家人交代了后事，做好了应对危险的准备。
到任之后，他丝毫没有手软，立刻着手整顿地方秩序，严厉打击那些被湘军裁撤后沦为散兵游勇的不法之徒。
他还特意任命行事勇猛剽悍的袁保庆担任营务处总管，明确规定，凡是抓到作恶多端的湘军散兵，一律就地正法，绝不姑息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裁撤了湘军把控的各类扰民关卡，整顿税收秩序。
这些举措，无疑直接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，两江地区的湘军旧部对他恨之入骨，暗中开始谋划除掉这个“绊脚石”。
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，马新贻按照既定安排，到校场检阅士兵操练，检阅结束后，他没有乘坐轿子，而是步行返回总督署。
当他行至总督署后院门外时，突然有一人跪倒在路边，高声呼喊“伸冤”，吸引了亲兵的注意力。就在亲兵上前询问的间隙，另一名男子从围观的人群中迅速冲出，手中紧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刺向马新贻的右肋。
马新贻当场倒地，气息奄奄。刺客得手后，没有丝毫逃窜的意图，反而高声自报家门，说他叫张汶祥，还喊着“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”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的口号，从容被亲兵制服。
案件发生后，江宁将军魁玉接手初审。可面对审讯，张汶祥的口供却始终前后矛盾、含糊其辞，时而声称自己是被海盗教唆，为同伙报仇；时而又说自己与马新贻有私人恩怨，怀恨在心才痛下杀手，始终不肯透露背后是否有幕后主使。
魁玉心里十分清楚，这起案件背后牵扯到湘军势力，一旦深入追查，必然会引火烧身，甚至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，于是只能草草审理，上奏朝廷称张汶祥是单独作案，无任何幕后同谋。
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后，根本不信这样的结论，接连下旨，严厉催促魁玉严查此案，还特意派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江宁，与魁玉一同会审。可张之万也深知湘军势力的可怕，害怕得罪湘军，于是故意拖延审案进度，最后给出的审理结果，依旧是“张汶祥因私仇行刺，无幕后主使”，与魁玉的初审结论如出一辙。
慈禧太后坐不住了，只能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，牵头重新审理此案。
可曾国藩接到旨意后，态度却异常微妙，回到江宁后，他既不急于提审张汶祥，也不主动追查案件的蛛丝马迹，每天只是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公务、读书会客，对案件的审理之事显得十分敷衍，甚至有些漠不关心。
一同参与审案的刑部尚书郑敦谨，看到曾国藩的态度，十分着急，多次主动询问审案思路和进展，可曾国藩却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应：“此事不必过于深究，按照初审的结论办理即可。”
不久后，就有江南的官员，悄悄给慈禧太后递上了一封密报，密报上只有一句话，却字字千钧：“要是再查下去，大清就完了。”
慈禧太后看完密报后，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她想要的不是案件的真相，而是江山的稳定。如果执意追查真凶，引发湘军造反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尽快结案，稳住当前的局面。
最终，这起轰动朝野的刺马案，以“张汶祥因私仇报复，无幕后主使”的结论草草了结。
张汶祥被处以凌迟极刑，死后还被掏出心肝，在马新贻的灵柩前祭奠，以此安抚马新贻的家人，也给朝野上下一个交代。
马新贻则被清廷追封谥号“端敏”，入祀贤良祠，享受身后殊荣。
而曾国藩则继续担任两江总督，成功稳住了湘军势力，也保全了自己和家族。
至于铁面无私的郑敦谨，因不愿参与这场明显的“政治妥协”，觉得有辱自己的名声，结案后便以生病为由，主动辞官。
刺马案看似是一场简单的私人报复刺杀，实则是晚清朝廷与地方军阀势力博弈的真实写照。
这一刀，不仅刺死了马新贻，更刺破了晚清“中兴”的虚假面纱。
此后，地方督抚纷纷拥兵自重，清廷的统治根基越来越薄弱，这场未被查清的刺杀案，也成为了大清走向覆灭的重要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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